別忘了一九四二

改編自劉震雲小說《溫故一九四二》(2005，人民文學出版)，馮小剛的電影《一九四二》(2011，中國大陸)是一部細膩又震撼人心的歷史電影。

點此到讀冊TAAZE購買DVD

1942年，河南發生大飢荒，時日軍侵華(1937~1945)，軍隊以「沒有國哪有家」之說法，拒絕地方減少軍糧之請求，甚至在與日戰況不利，後撤時搶奪人民最後的家當；省主席李培基到了重慶卻沒有向總司令蔣介石報告災情之慘重，請求支援；蔣介石不相信美國記者白修德有照片為證的災區狀況，還下令封鎖報紙消息；陝西以人滿為患之由拒絕河南難民移入，違者攻擊…，總總的因素下，這一年，天災人禍，死了一百萬人。

電影以雙線進行：寧靜、秩序，以蔣介石為首的權力中心、統治階級，以及飢貧、恐懼，以農村地主一家為要角的人民。電影中，我看到當天災降臨，富人也成了窮人；當飛機轟炸、子彈掃射，死亡毫無預警地暴力殘酷，生命無比卑微僥倖；當饑餓至極，貞操、道德不值一提；當政府不予救援，逃荒成了逃災；當所愛的人都不在了，活著不如求死…。然而，在艱困的環境下仍是顯露了人性光輝的一面：星星殺了愛寵貓咪做補湯、花枝自賣求拴柱照顧孩子、拴柱為了承諾跳下火車找孩子，最後因不願鈴鐺的風車被日本軍官奪走，屈辱而死、老東家只剩孤身一人，萬念俱灰下一句「爺爺」認了個沒有血緣關係的孫女，往家鄉「河南」走。這是他們的選擇，這是他們的堅持，在最艱難的狀況下，他們活得儘管卑微，卻是實實在在的「人」。反觀政府方面的作為，若非事不關己高高掛起，便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，為美國訪者大肆排演歡慶，卻不知幾萬的人民流離失所、貧病交迫。天災的無常是導火線，然大時代下的荒謬才是真正的悲苦所在。這也是勇敢地前往災區了解實情的美國記者白修德想要了解的，而他不只攝影紀錄，更企圖做些什麼，向官方反應。只是悲哀的是，官方始終不為所動，斥其誇大不實，居心叵測。

白修德(Theodore Harold White)是美國新聞記者、小說家及歷史學家，在華期間，深入戰線災區，捕捉他所見證的歷史時刻，揭露戰間不為人知的一面，這段經歷也使他轉變了對中國執政者的觀點。回國後他受到麥卡錫主義迫害，謀職不利，轉往歐洲，陸續著書出版了以美國總統的產生為主題的一系列書籍，在1962年獲得普立茲獎。

而關於這部片，查詢維基百科後，意外的發現電影有部分不符史實之處，頗有抹黑蔣介石、扭曲部分事實之嫌。未曾深究這部分歷史的我自然沒有立場評斷，不過回想電影中的氛圍，反倒有點「美化蔣介石」之感──電影中營造出：不知災情是因省長沒報告，救災不力是因為下屬貪腐，蔣介石是一個期盼與人民同一陣線，無奈得要為大局考慮之人──這與我一直一來對蔣的印象不同：他，不就是個獨裁、殘忍的武夫嘛！在大陸抗戰勝利後，外有共產黨游擊戰，內有嚴重的貪腐瀆職，國民黨已失民心，兵敗如山倒，只能轉逃「殖民」、「攻據」台灣另謀東山再起的一日。國民黨在台的殘暴，與在大陸的失策不無關係。

《一九四二》如此大場面的電影讓人聯想台灣到魏德聖導演的《賽德克巴萊》。兩部片中張顯的人的抉擇與統治關係…等自然值得深究，但就整體感覺而言，《一九四二》給我「浩浩蒼天下，無處可活命」的悲哀之感，而《賽德克巴萊》則由某犧牲情懷的英雄主義帶出悲壯的氛圍。這是兩片很不一樣的地方。

最後談談慘重的死亡人數，人們計較著納粹屠殺猶太人400萬，兩顆原子彈炸了20萬日本人、南京大屠殺中庸估計40萬人、1942年河南飢荒，死了100萬人，台灣白色恐怖受難2萬人，大躍進導致3000萬人非自然死亡…，這些數字代表什麼意義？當悲傷是如此巨大，如此無辜，數字的多少有什麼意義！強人政治的意識形態、核能戰爭的破壞力、被泯滅的人性及理性、被傷害而習慣的沉默與遺忘，這些的不公義不正義，才是人們該銘記在心的。正如張純如在《The Rape of Nanjing》中一再強調的：遺忘歷史是對被害人的二次傷害。